中国天空中有一天会有 40 万台电动飞行器,你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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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空中有一天会有 40 万台电动飞行器,你相信吗?

一个平价打飞的的未来。

文丨孙海宁编辑丨程曼祺

两年前,国内首条民航客机-直升机联运航线落地深圳。每人掏五千块,就可以从宝安机场坐直升机飞到福田 CBD,全程只要十分钟——这和乘直升机从纽约 JFK 机场到曼哈顿城区花的时间相当,但价格贵一倍。

美国大约有 7000 架民用直升机和超过 2.5 万名驾驶员,中国的这两个数据均不到美国的 15%。商业航天领域也有类似的悬殊差异:截至去年 5 月,中国共运营 166 颗商用卫星,同期美国则有 2991 颗,其中超七成都属于民营航天公司 SpaceX。

差距也是机会。2015 年前后,中国开始鼓励建设通用航空机场,开放更多空域,让直升机等通用航空器飞行;国务院则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火箭、卫星研发和运营。

创业公司随之涌现,有的进入航天业造火箭、卫星,利用成本优势争订单;有的开发航空新产品,如制造可取代直升机的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许诺平价 “打飞的” 的未来。

嗅到机会的投资人开始出手。天善资本创始合伙人丛真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开始投航空的原因并非直接的政策激励。

在 2017 年创办天善前,丛真是经纬创投合伙人,投中过饿了么、瓜子二手车和有赞三个百亿美元独角兽。再往前,他是盛大网络第 69 号员工,也是火爆一时的游戏《传奇》最早的产品经理之一。

就像策划一款游戏,会先确定市场需求,并基于此设定产品的世界观,再推演剧情和玩法;在从互联网转型科技投资时,丛真和天善资本也试图先建立对市场、科技与商业规律的认知坐标系,再推演具体机会。

“网络搜索的结果会告诉你人类历史上已发生过五次工业革命了,但按照我们的定义,真正的工业革命只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煤炭和蒸汽机的组合,第二次是石油和内燃机的组合。” 丛真认为真正的工业革命一定会发生对物质世界的大改造,过去两次工业革命的共性是:新能源,加使用新能源的机器。

这一次也一样。丛真看到的具体机会是:绿色的电能,加使用电能的智慧机器。智慧指不需要人操控的自主性。

这两种元素,既会改变已有产品,比如汽车变成了智能电动汽车,成了在路上跑的 “机器人”;它们也催生新物种,如 eVTOL,它是在天空飞行的机器人。丛真认为,过去 20 多年里,互联网浪潮的一大价值,就是积累下了好的算法、网络和云服务……为新一次工业革命写好了序言。

中国的电动车的产业规模已是全球第一,但在 “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航空航天器领域,中国的规模还相对落后:全球前两大航空航天器出口国是美国和法国,年出口值均占两国出口总额的 5% 左右,合计超 1300 亿美元。

“这 1300 亿美元就是中国公司的市场,我们要替代进口,也要把东西卖到全世界。” 这是丛真看到的机会。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和丛真的对话,我们聊了他对航空投资机会的洞察,以及一个互联网投资人转型创立硬科技投资机构的实践经验。

下一次工业革命会是绿电加 “智慧机” 的革命

《晚点》:天善目前 “专注硬科技领域的早期投资”。这也是过去 5 年里不少曾经的互联网投资人的选择,你们的转型脉络有何不同?

丛真:我和我的合伙人都是中国互联网红利的亲历者和受益者。完成思想转换、摆脱路径依赖,需要一次自我革命。我们在 2021 年对科技发展的规律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这是转型的关键之一。

网络搜索的结果会告诉你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五次工业革命了,但按照我们的定义,只有当人类这一三维世界的碳基生命体,用新的能源和机器对物质世界进行重大改造,才算真正的 “工业革命”。

以这个标准,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工业革命,且都以新的能源开始占主导地位、使用该新能源的机器开始普及为标志:第一次是煤炭加蒸汽机,第二次是石油加内燃机。我们认为下次工业革命将会是 “绿色的电加智慧机”。“绿色” 是指跳过化石能源这个中间商,直接从更上游获得能量,比如太阳能、风能等;“智慧机”,是指机器开始拥有 “智慧”,能感知、会分析,能自主完成任务,甚至不需要人的参与和指导。

这种智慧机可能是飞机、船舶和汽车等载具,也可能是人形机器人。下一次工业革命不会单由互联网驱动,比如纯 AI 大模型或软件驱动,而一定会有硬件的参与。过往的互联网科技公司的程序员们用头发和 996 创作出来的算法、网络、软件、大数据、云等基础能力,都是在为下一次工业革命书写前言,这些成果最终会集成在新的硬件上。

天善定义的 “硬科技”,除了是 “硬核科技”,还是 “硬件科技”。

《晚点》:你定义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在发生了,但也因为涉及硬件,它周期更长,这个领域还没长出新一批巨头。

丛真:我认为未来 20 年之内,我们就有可能看到一批新巨头,而他们中的许多已经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诞生了。倒推来算,当下就是好的投资时机。现在投一家公司,可能之前他已折腾了两年,有了产品,投资之后再给它 5-8 年成长,到那时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趋势应该很明显了。OpenAI 也是好多年前大家还看不懂、没感知时开始的,不是现在。

《晚点》:硬件科技,可投的方向有很多,为什么天善的重点之一是航空?

丛真:简单来说,今天中国的航空产业有点像 2015-2016 年的智能电动汽车产业。

智能电动汽车本质上是会跑的机器人,飞行器也会是会飞的机器人。飞行器早就有了,但未来的飞行器会更聪明、更强大、更便宜。

能做到这些,首先因为科技发展已经成熟。这既包括过去 20 年里互联网行业积累的软件、算法、网络、数据处理能力、云服务能力和 AI 技术;也包括过去 10 年里不断进步的芯片、电池、电机、材料和制造能力;以及相关行业的跨越式进步带来的红利,比如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就压低了电池和电机等电动化部件的价格。

当然这些发展不仅利好飞行器。所以另一个逻辑是去看哪儿有增量,看中国现在哪里还有成长空间。

中国已是公认的工业大国,但我们的航空航天产业并不领先。从航空航天产业出口额来看,美国、法国分别排世界第一和第二,去年分别出口了 1000 亿、330 亿美元的设备。而中国只有 50 亿美元,这正是中国的成长空间。

拆开 “航空” 和 “航天” 看,中国在航天领域,也就是火箭、卫星这些领域早就自给自足了,甚至很多细分赛道已是全球第一。所以对民营公司来说,航天只有一个机会,就是 “降本”。马斯克(美国民营火箭制造公司 SpaceX 创始人)已经展示了,商业火箭发射如果足够便宜,就不愁订单。

航空,也就是民航、通航领域,则有三个机会,第一也是 “降本”。因为中国航空产业之前也是国家队在推动,现在国家希望大家一起发挥规模优势,进而压低成本。第二个机会是 “国产替代 / 自主可控”,这也是我们出手更多的方向。

国产替代不完全是靠牺牲利润或者堆量实现的,而更多是靠系统级别的优化和创新。比如一家飞机起落架制造商曾告诉我们,现在起落架中有一个轴承部件只能找国外买,一件要 2 万人民币,而他们重新设计系统的力学结构,把这个部件承受的部分冲击力分散到其他子结构后,用 500 块的汽车级轴承就能实现同样效果。

要做好航空产业的国产替代,我们内部开玩笑总结就是要做 “四边形战士”——高质量、低重量、高性能、低价格。这需要一些从底层推动的创新,创业公司正擅长于此。

第三个机会是 “中国供全球”。中国航空企业有机会凭 “物美价廉” 成为全球市场顶级玩家,哪怕仅仅是吃到美国、法国的一些出口订单,都意味着巨大的成长空间。

大飞机是一面旗帜

《晚点》:你提到国家队和民营企业两种力量,他们之间什么关系,怎么分工?

丛真:国家队是驱动力,是一面旗帜。一辆燃油车的零部件数不过 3 万个,而一架 C919 民航客机的零部件超过 200 万个。我们认为,中国商飞打造 C919 意义远不止卖飞机,而是带动整个中国航空产业链发展,这是国家队的使命。

我们投的 eVTOL 公司御风未来创始人谢陵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他说当年入学北航第一天上课时,他老师说:“你们这些人将来有 5% 去造飞机就是奇迹”。

然而,等到 2009 年,也就是谢陵硕士毕业前一年,中国商飞成立了。当时他和同学们都非常激动,觉得自己的航空梦想终于有机会实现了,未来报考航空专业的学生也会更有信心,不用空抱着航空梦,念完书却要去做完全不相关的职业。

《晚点》:不过 C919 的生产数量很有限,需求并不大。

丛真:是的,即使放眼全世界,大飞机一年都造不了多少架,只给大飞机供货很难生存。中国去年有 4000 架左右的民航客机,按照 20 年折旧,一年也就换 200 架。而且现在给大飞机供货还很难,C919 为了快速获得全世界的认可,不可能百分百全部国产化。民航飞机只有通过了适航审定才能生产和交付,适航审定时,每一个零件、流程、代码都要审。选择那些已通过欧洲和美国适航认证的零件能节省大量时间和成本——只要他们还愿意卖给我们。

C919 与波音、空客一战还为时尚早,中国打造大飞机产业更多是在告诉所有人:我们已经出发了,请来加入我们。

《晚点》:更大的需求在哪里?

丛真:需求在未来飞行成本降低后,带来的新出行方式革命。现在中国通用航空非常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飞机太贵了。通用航空可以简单理解为民航之外的航空,包括观光、竞技、训练和应急用的各种飞机。

拿直升机来说,便宜的三千万,多坐几个人的就要六千万,而且我们还没法造出最顶级的直升机,只能靠买。直升机飞行员的工资也很高,这都导致飞行的价格压不下来。而现在,eVTOL 可以完成直升机的所有任务,制造成本甚至可以低至 1000 万元以内,它还能自动驾驶,把飞行员的成本也省掉了。

中国西部风景优美,但是景点之间距离非常远,各景点之间的观光就可以用 eVTOL。即使在高铁密布的东部地区,如果有一天你能花与高铁车票差不多的钱打飞的更快出差,需求就会爆发。

《晚点》:eVTOL 需求具体有多大,是个多大的机会?

丛真:我们测算,中国客运 eVTOL 市场规模在 40 万架左右。货运市场规模可能不如客运大,但会先于客运场景落地。乐观估计,最快 2023 年底中国就会有货运的 eVTOL 型号拿到适航许可,那会是一个重要里程碑。民航局和政府对这个领域非常支持。

《晚点》:40 万架怎么算出来的?

丛真:客运场景大致可以分为三块:观光、通勤和差旅,分别对应半封闭景区,市内交通和城际旅行。

我们综合中国 5A 级景区数量、各网约车平台专车订单数(不算快车等)和全国城际大巴 / 高铁运输人次数量(不算动车等)等数据测算出客运需求,再假设其中仅有 5% 左右会被 eVTOL 取代,进而推导出中国市场需求在 30-50 万架之间,如果加上货运,可能还会多一些。此外,海外的需求也非常强劲,东南亚和中东都是不错的市场。御风未来的产品现在就已经卖到了沙特和阿联酋。

刚才我们提到中国民航飞机只有 4000 架左右。相比之下,eVTOL 需求会大几个数量级,做 eVTOL 零部件的供应商也就更容易利用规模效应,成长为 “四边形战士”。然后,他们又可以反过来为民航客机和其他通航飞机提供更便宜的、经过飞行验证的零部件,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硬科技行业可能少有千亿美元公司

《晚点》:国内很多航空航天业的创始人来自体制内的央企或科研院所,而 SpaceX、Blue Origin 的创始人马斯克和贝索斯则是跨界造火箭,中国第一批成功的电动车创始人也不是车企出身。从互联网等领域跨界造 eVTOL 的创业者会不会更能把握住这个机会,而不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些人?

丛真:培育产业链的初期,一定是专业的人来做,等产业链成熟了,跨界创业才可行。

马斯克能造火箭是因为美国火箭产业链足够成熟,他基本可以在美国本土购齐制造火箭所需的所有零件,也能找到专业人才。同样的,新能源革命前,中国造车产业链也已足够成熟,给了造车新势力很好的创业机会。

航空产业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中国真正懂造飞机的人还不够多。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很多都是离开体制后先加入民营研发和运营公司,磨练了商业和管理的能力,然后再出来创业的。

《晚点》:在产业链培育期,你们怎么挑出好项目?

丛真:关于如何做好硬科技投资,我们总结了一个 “M.A.G.I.C.” 模型,也就是要做好硬科技投资的五个关键点的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组合。

第一是 Market(市场)。硬科技领域的创始人很多都是科学家或工程师。相比于把握市场需求,他们对打磨产品与技术更有信心。我们认为 “能挣钱的技术才是好技术”,会帮助创业者计算市场规模、设计市场策略,让产品规划向需求靠拢。

第二是 Academics(学界)。互联网公司不会以公司高管出自哪个高校或院所为荣,过去 20 年所谓的科技公司更多是从需求端创新。而在硬科技时代,创新会更多出自供给端,脉系和出身是敲门砖和铺路石。创新和领先的技术,大都出自头部高校和科研院所里的那些顶尖大脑。

第三是 Government(政府)。硬科技创业公司一旦产品定型,就需要土地、厂房和工人来试制和量产,这些都需要跟地方政府合作。但硬科技创业者们往往不太熟悉政府的需求和运行规则。天善作为投资机构可以链接优秀的企业跟需求明确、产业对口的地方政府。

第四是 Industry(产业链)。投资硬科技需要有产业链思维,每个领域绝不是投资一家企业就打住。天善的做法是先投链主企业,然后在整条产业链上寻找优质标的。比如我们先投资了御风未来,它作为 eVTOL 的整机制造商,会跟许多优秀的供应商合作。通过和御风未来交流,我们就能锁定产业链上其他有潜力的公司。

第五是 Capital(资本)。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创业者们用 20 年走完了美国创业者 60 年走过的路,以最快速度成为了融资高手。但在硬科技领域,不论是投资人还是创业者,大家都还像是在 2005 年的互联网时代,需要摸索和磨合。接触公司后,不管我们最后投没投,都会和创业者分享融资方法论,还会帮他们设计融资策略。

《晚点》:从 2017 年成立天善,到完成从投互联网到投科技的认知和动作转换,你们花了几年时间,具体做了什么?转换的难点在哪儿?

丛真:从互联网到硬科技,投资人可能认知已经转过来了,但身体还是很诚实,比如可能会有人还是 “喜欢高位接盘”。必须承认,在 200 亿美元估值投资字节跳动是合理的,但硬科技不能这样投。

因为回报算法变了。互联网是需求端驱动的,其内在逻辑是网络效应,必然强者恒强,赢家通吃。如此投资人可以接受 1/10 甚至 1/30 的成功率,因为一旦网络效应成形,分子上那个 1 将带来百倍千倍的回报。

而硬科技往往是供给端驱动的,其内在逻辑是规模效应。一家小企业只要把产能堆起来,也能在垂直领域立足。科创板的五百多家上市公司里,市值超过 300 亿元人民币的企业数量占比只勉强超过 10%。我们判断硬科技领域未来会有很多市值 200-300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但不会期待这个领域随随便便就会有市值百亿、千亿美元的公司出现。

这意味着投资硬科技不能还抱着投十中一的想法,而是得保证十家公司里一半都能成功。回报算法变了,投资策略就得跟着变。

从 2017 年互联网增量机会的高峰过去,到 2021 年确定投资硬科技,这期间天善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强调价值观,要求团队拥抱变化、善于学习;另一件是在 2020 年成立 “天善研究院”,不断地总结方法论,并通过内部自建的系统共享、刷新认知。

天善的一个优势是我们有一个精干的团队,不像大的投资机构要同时覆盖十几个赛道,可能一两个赛道的合伙人意识到要开始转型了,说服剩下的同事却很困难。尽管天善转型的决策思考非常慎重,但决定一旦做出,整个组织转得很快。

《晚点》:投到一家百亿美元公司和投到几家十亿美元公司为投资人带来的资源和关注非常不同。你过去习惯了前者,现在来投更小的公司,心态经历了什么变化?

丛真:我们已习惯于不把自己定位成某个行业的投资人,我们就是投资人,哪边来了新浪潮,我们就奔赴哪边,投资方法也会跟着调整。

以航空领域为代表的硬件科技创业是典型的长期创业,可能做一个型号就要把近 10 年时光投进去,多数硬科技领域也不会是赢家通吃。

风险投资行业的规律是,当你做正确的事情时,它会自动把你带向可观的回报。如果你能在公司发展更早期,在 10 亿元估值之内投到 5-10 家 100-300 亿元市值的科技公司,你的回报也会非常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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