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博：在这本书里，皇帝是背景板

原标题：唐博：在这本书里，皇帝是背景板

“算起来，我麾下有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忠臣良将，有秦桧、张浚这样的‘知名’宰相，有辛弃疾、陆游这样的文学巨匠，也有李清照、柔福帝姬这样的女性角色。我还跟金兀术、完颜亮交过手……”这是央视《百家讲坛》首位80后主讲人唐博替宋高宗诉说的他的时代。

宋高宗时代最不缺的就是大人物，还有他们的精彩故事。唐博新作《宋高宗时代的大人物》近日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宋高宗当起配角，大人物们轮番当主角，皇后、养子、文官、武将、词人、敌国首领等有代表性人物的故事一一登场。

唐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关门弟子。他以《宋史》《金史》《续资治通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大量传世文献为依托，对宋代历史进行爬梳和解读，通过生动、接地气的故事再现历史，把枯燥的文本变得可读易懂，让历史深入浅出、融会贯通。《宋高宗时代的大人物》一书描述了宋高宗时代官场、战场、情场里的16个大人物的故事，穿插以宋代制度、典故、诗词，进而以个人命运关照时代，勾画出一幅宋高宗时代与众不同的社会画卷。书中的大人物有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符号的岳飞，有“女文青”的巅峰李清照，有两宋留存词作最多的辛弃疾，有历史上唯一的金婚皇后，有皇帝身边的“减震器”秦桧，有质问秦桧“莫须有”何以服天下的韩世忠，有一度把赵构追到海上的金兀术……在这本书里，能深入人心的历史，往往都是通过个体生命展现出来的。在书中作者唐博从人性和人心出发，观照历史人物做出的命运抉择、进退取舍、挣扎彷徨，以轻松好读的故事写法，还原历史背后的丰富细节，以鲜活的语言节奏带出叙事的情感温度，让历史人物变得可触、可感，让一个个名字变得丰满。

新作出版之际，唐博接受媒体采访，他说：“我不写皇帝，只写‘臣民’,因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他们的时代，都是臣民比皇帝更优秀的时代，都是能够涌现出大人物的时代。”

想写“宋代三部曲”写臣民比皇帝更优秀的时代

山西晚报：在这本《宋高宗时代的大人物》之前，您的《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也很受欢迎，您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书写角度？

唐博：近年来，“宋史热”成了历史类出版的现象级事件。市面上的宋史读物，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皇帝为核心的人物传记，主要是讲皇帝自己，以及皇帝所处的时代，捎带手把涉及到的政治人物点一点。这是中国人写史传统的延续，比如吴钩老师的《宋仁宗：共治天下》、赵冬梅老师的《大宋之变：10631086》。二是关注具体事件，将其作为切口，讲述事件前因后果所涉及的时代图景，比如郭建龙老师的《汴京之围》。三是关注社会生活，跳脱政治，只谈风月，关注宋人的衣食住行、生活状态，事实上也在跟今人作对比。比如马骅老师的《假装生活在宋朝：京都汴梁等地生活指南》。三种类型各具特色，想要超越都不容易。

我的“大人物”系列就索性换了个写法。

山西晚报：让皇帝不再当主角。

唐博：对。首先，皇帝不再是核心，而是背景板。皇帝的故事，只以回忆录、自述的形式，用第一人称讲出来，既是前言、总纲，又是吸引读者读下去的钥匙。“大人物”的核心，就是大人物本身。换句话说，我不写皇帝，只写“臣民”,因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

其二，“大人物”范围很广泛。不光有政治人物，还有词人、发明家、工匠，乃至看似“小人物”，实则对政局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比如宦官、宫女、公主，等等。不光是宋朝的人物，还有西夏、辽国、金国等对手政权的人物。即便是政治人物里，不光有忠臣良将，也有反叛者、起义军将领等等。只要影响大，都算大人物,毕竟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史。

其三，每个“大人物”，都以诗词引入，在讲到某个名词、专题时，做点科普介绍，使读者在与“大人物”们时空对话的同时，领略宋代诗词的独特魅力，熟悉宋代的典章制度、历史典故、社会习俗等等。保不齐，其中的某段阐释、某篇诗词，就会出现在某年的高考试题里。毕竟，宋代的文化造诣冠绝历代。

我有个设想，要写最有代表性的三个皇帝时期的“大人物”，作为“三部曲”。如今，宋仁宗、宋高宗相继登场，只有宋理宗还在构思。期盼它早日问世。

山西晚报：为什么是这三个皇帝？他们的代表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唐博：能称之为“宋代三部曲”，至少应该具备三个特征：一是能够代表宋朝的形象和定位，二是有足够的“料”值得写、值得读，三是每部都要有足够的时间跨度和有影响力的人物、事件。比来比去，宋仁宗、宋高宗、宋理宗入选了。他们仨，在宋朝在位时间最长，实际执政时间加起来142年，相当于两宋320年的40%。

宋仁宗因电视剧《清平乐》而大热。这个时代，有狸猫换太子的悬案，有北宋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场面，有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现状，有变法图强的尝试，有科技发明的创举。足以成为北宋中叶社会风貌的集中呈现。

宋高宗在电影《满江红》里只见于台词，而未露真身。这个时代，有岳母刺字的谜团，有两宋交替、社会动荡的场面，既有抗金斗争，又有宫廷内讧，更有作为皇帝的难言之隐，但不管怎样，宋朝“中兴”了，免于死亡。这些足以成为两宋之际社会风貌的集中呈现。

宋理宗是人们鲜少关注的皇帝。在南宋立国一百年后登台亮相。他当过权臣的傀儡，隐忍十年之久；他曾积极振作，推行新政，以“端平入洛”创造了南宋疆域的历史之最；在军事失利、新政失败之后，他逐渐躺平，任凭风吹雨打，把南宋带入了浑浑噩噩的险境。这个时代，见证了南宋衰亡的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时代，都是臣民比皇帝更优秀的时代，都是能够涌现出大人物的时代。

山西晚报：这样的时代对当下的观照是什么？

唐博：三位皇帝的各自时代，呈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状态，分别代表了宋朝发展曲线中上升、转折、下滑的三种态势。连在一起，便是对一个以文著称的王朝兴盛衰亡问题的探讨，无论是对公司的创业和治理，还是对官场、职场、情场，都足以引发深邃思考、引为镜鉴。

宋高宗赵构更像是一个无助的明白人

山西晚报：《宋高宗时代大人物》这本书里哪位人物是你写来最有感触的？

唐博：除了宋高宗赵构之外，一共写了16个人，着墨最多的、最有感触的，还是岳飞。

《中兴四将图》中的岳飞，面大而方，广额疏眉，目圆鼻尖，脸颊丰满，眉宇间满是自信，甚至有将军肚，业内认为这是还原度最高的一幅岳飞画像。毋庸置疑，岳飞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事迹和品质值得后人敬仰，他的治军理念和作战方法值得认真总结，就连他的两首《满江红》也值得考证和回味。然而，“中兴四将”在抗金斗争中各有建树，为什么只有岳飞惨遭冤杀？宋高宗赵构和秦桧，对岳飞究竟持怎样的看法呢？究竟是谁力主除去岳飞呢？

我们固然应当唾弃赵构自毁长城、秦桧陷害忠良的行为，但身处官僚政治环境里的岳飞，难道就是毫无责任的“完人”吗？就岳飞本人而言，是什么样的主客观原因，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结局。这是我写作岳飞时一直在思考的。

山西晚报：那您是怎样解读的？

唐博：我的理解，理由出自四方面：一是由于皇储传承和收编淮西军等问题的不愉快，使宋高宗对岳飞的信任度下降；二是在宋金对峙态势基本定型后，受“祖宗之法”影响，宋高宗对军头跋扈的恐惧感上升，急于收兵权，重塑“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局面；三是宋高宗推行的土地改革，冲击了部分军政高官的既得利益，而这项改革的最初试点，则是岳飞在襄阳推行的，因而岳飞成了既得利益者的眼中钉；四是宋高宗深知自身实力不足以支撑旷日持久的北伐战争，急于与金国议和，而岳飞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给议和制造了障碍。

岳飞是忠勇的，直来直去，不拐弯抹角。这样的人，是可以交心的；这样的品格，是应当提倡的。然而，在尔虞我诈的官场、职场，这样的人往往是吃亏的，甚至得罪人的。这大概也是历史的悖论。

我们尊崇岳飞，纪念岳飞，是要传承他的高尚德行，学习他的严明纪律，仰慕他的英雄精神，这也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山西晚报：宋高宗在历史上是一位差评颇多的皇帝，您怎么看待宋高宗？

唐博：宋高宗赵构是个有争议的皇帝。

论寿命，他能排进中国皇帝的前五名；论实际执政时间，他和乾隆几乎并驾齐驱。南宋一百五十三年的历史，他经历和见证了前六十年。他是南宋诸多政治体制的开山鼻祖。

赵构是有政治污点的。一路逃命、对金求和、冤杀岳飞、重用秦桧，都被世人指摘。尤其是重用秦桧，开启了南宋权相政治的序幕，对南宋王朝政治生态有着很深的负面影响。

赵构又是有政治建树的。他的苟活，避免了宋朝在靖康之变后的全面崩溃，在南方重建了赵宋王朝的统治。南宋王朝历史定位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南方的经济文化完成了对北方的全面超越。因此，今日中国的产业格局，离不开赵构的“贡献”。

赵构风评不好，但站在他的立场上，似乎情有可原。他经历过金人的追杀，一度逃到海上；他经历过禁军哗变，一度当了人质；他经历过丧子之痛，生育能力归零，只能忍痛割爱，把辛苦保住的江山传给养子。这些特殊经历，造就了他的怪诞性格：偏执、自卑、恐惧。

从某种意义上，这压根就不是开国之君、中兴之主该有的形象气质。

山西晚报：您怎么评价宋高宗这个时代？

唐博：宋高宗时代，分成前十五年和后二十年两个阶段。前十五年，赵构忙着跟金人打仗，直至第二次绍兴和议达成，稳住了他的皇位的半壁江山。后二十年，赵构坐享偏安江南的“岁月静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成长，政权和财政状况从“濒临崩溃”到“活了过来”，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大落大起。

宋高宗时代，正是残酷的宋金斗争环境，孕育出一大批军事将领、爱国文人，事实上冲破了“重文轻武”的祖宗之法束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即便是敌方，也是高手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

宋高宗不是昏君，他亲手挑选的养子赵眘，是南宋最有政治作为的皇帝，也是带头为岳飞平反的皇帝。相比之下，宋高宗赵构更像是一个无助的明白人。虽然心如明镜，却深受掣肘，顾虑重重，只能安静且庸俗，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渴望通过书抛砖引玉与读者朋友们深入探讨

山西晚报：看到《宋高宗时代的大人物》，就会想到年初的电影《满江红》，想到岳飞，您怎么看一本书和一部电影对了解一段历史的作用？

唐博：电影是以声光电融为一体的方式，动态呈现一个故事、一群人物、一种社会风貌，甚至是还原一段历史记忆，而书本只是静态呈现。因此，相对于书本，电影给予的呈现更容易吸引眼球，能给更多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人们因电影而进入历史、感知历史、对某段历史感兴趣。这是电影为历史学的科普做出的贡献。简而言之，电影将许多人引入了历史学殿堂。

不过，电影终究只是电影，它是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允许虚构甚至戏说。甚至，如果没有这些文学化的“添油加醋”乃至“架空”“编造”，电影的人物和情节设计就会索然寡味。这就意味着，电影并非学历史的标杆，不能简单把电影里的情节当作历史真相。

山西晚报：书和电影的作用不一样？

唐博：严肃的历史书分三种：历史文献、学术著作、科普读物。它们的共同点是贴近历史真相，尽管历史文献也有伪造的，学术著作也有写错的，科普读物也有讲偏的。但历史文献纷繁芜杂、卷帙浩繁，学术著作文字晦涩、钻专艰深，都是小众读物。相比之下只有科普读物，在爬梳历史文献和汲取学术著作成果的基础上，有所考证、比对，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将生硬的历史真相娓娓道来，分享给更多读者，发挥历史学的资政和镜鉴作用。

山西晚报：《宋高宗时代的大人物》就属于科普读物？

唐博：是。但由于夹杂了对于南宋历史专业问题的阐释和考证，汲取前辈和同行的研究成果，从而又带有几分学术的严肃味。更重要的是，在人们长期以来的使用习惯中，书是知识传播的实体载体，看得见摸得着，比起移动互联网和电影电视剧，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象征意义更突出。

21世纪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元，读书时间越来越碎片化，对即时互动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对于通过书本来传承文化、传播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也渴望通过《宋高宗时代的大人物》这本书作为媒介和桥梁，抛砖引玉，就南宋历史文化的诸多话题，能与读者朋友们进行深入探讨。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