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经卷流失看古代官员的拖拉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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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经卷流失看古代官员的拖拉懒散

原标题:从敦煌经卷流失看古代官员的拖拉懒散

晚清时期,敦煌经卷被看守藏经洞的王圆禄道士发现,很快就吸引了一批“探险者”。俄国人奥布鲁切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先后来到了这里,用一些小玩意和银子换取了大量经卷,回到自己的国家。而当时王圆禄已经把事情汇报给晚清政府官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十年以后,才得到重视,而那时,敦煌的很多经卷已经流失了。由此可以看到古代官员拖拉懒散的习惯,也可以看到他们到底在为谁服务。

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自称“不知所措”的王圆禄道士向当地官府上报,知县严泽得到王圆禄送来的一些手卷,没当回事。两年后,新县令汪宗翰到任,又得到王圆禄送来的一些经卷,他便将此事汇报给甘肃省州府衙门。甘肃学台叶昌炽在1903年收到汪宗翰寄来的拓片和写经后,建议将这批文物送兰州保管。然而一切都没有下文了,直到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炫耀他从敦煌弄来的遗书照片,才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学者罗振玉等人大声疾呼,清政府这才下令把劫余的遗书运至北京。当时是1910年,距离王圆禄道士上报的时间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里,官员们玩忽职守,拖拉懒散,让公文经过漫长的旅行,却漫不经心,开始重视的时候,还是从法国人伯希和那里得来的信息,岂不是一种悲哀?在这十年里,外国“探险家”们已经拉走了很多的文物经卷,看看各国博物馆存着的遗书文物就知道了。据统计,敦煌遗书文物共计五万件以上。粗略统计,英国有一万三千多件,法国有三千多件,前苏联有一万一千多件,日本、美国、丹麦、原朝鲜共一千多件,中国存有三万一千多件。还有数千件下落不明,只是伯希和取走的文献就有六千多份,但法国公开的只有一半的数额。况且,他曾经将部分文物运到北京的六国饭店展出,估计这些文物已经被官员或私人收藏。

1910年劫余遗书运往北京的时候,王道士早就转移了一部分,运京途中,遗书被各地官员窃取,遗失无数。进京后,京官何震奕、李盛铎等人又藏掖偷盗,损失很多。仅仅这些文物经历兵火战乱,时代巨变,保管不当等劫难,似乎也就湮没无闻了。1981年,北京图书馆征集收购了一千五百件敦煌遗书,可见流入民间的遗书数量并不少。

敦煌的遗书经卷应该得到官府的有效保护,而不能任由外国人偷盗。可是,王圆禄已经报告给官府了,但官府的老爷们并不重视。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重视负载重要文化信息的敦煌经卷,反而从法国人伯希和的展览中看到了本国宝贝的流失问题,才开始加以保护。而在保护过程中,又损失了不少。当然,比起不保护要好得多,但保护过程中的损失,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借口搪塞,只能说是古代官员甚至是古代官场的问题。

古代官员还是刻苦攻读的书生的时候,就树立了修齐治平的理想,一旦考中,就会自动适应官场的潜规则,要搜刮银子,互相倾轧,还要吃了原告吃被告,直到吃得一方或双方都负担不起了,才会寻找一个两边都不得罪的判决。他们大搞权力寻租,还要卖官鬻爵,只是为了搜刮银子,送给上级一部分,而上级也会如此办理。那么,他们的本职工作就不是为了国家和人们,而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不那么办不行吗?当然不行。古代官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惯例,而惯例本身就是靠银子维持的。缺少了银子,官员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好的。要说古代官员没有银子,清贫,除了像海瑞那样的人物,几乎所有的官员全都拥有很多积蓄。上任的时候一穷二白,做官员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富得流油,即便治理的地方出了点事,也会弹压事态,不会扩散。于是,官员们只会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操心,为了自己的仕途送银子,还要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拼命搜刮,哪里顾得上抢救遗书经卷呢?

文化在他们眼里一钱不值,只有当上级重视,并强制他们抢救的时候,他们才会执行命令。不过,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照样会玩忽职守,任由王圆禄转移一部分,还要拿出平时吃拿卡要的本事,搂一部分进入自己的腰包。没人监督,也没人说什么。这就是古代官场的毛病,缺少监督管理,有的只是面子上的话和事,官员们早就打点好了上下级,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太多的限制。一旦权力在握,就要充分利用权力,而不是按规定办事。他们大多拖拉懒散,以至于厚黑教主李宗吾说的“做官六字真言”里就有“拖”字诀。古代人做官要会拖,遇到一些能办的事和不能办的事都要拖,拖起来才有人送银子,不拖,立刻就办理,一是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二是不能让别人送来银子,况且没人监督,何必非得立刻就办呢?于是,每隔两三年,衙门里就要处理一批“失效”的状子和文书,直接焚烧,没有什么可惜的。因为很多人在官员“拖”字诀的应付下筋疲力尽,没有财力继续维持下去,就不再坚持了,自动不去衙门告状了。于是,很多状子自动失效。由于官员的拖拉,很多上级派发的文书没有得到重视,也就是很多项目没有得到运作,就已经失效了,也就只能被处理掉了。官员会挑着紧要的事情办,什么是紧要的事?一是上级压下来的立刻就办的事,二是能带来银子收入的事,别的都不是紧要的事。如此一来,在别的事情上,官员们就要拖拉懒散了。而抢救敦煌遗书文物的事情很显然被官员们看成了别的事情。

敦煌遗书文物的流失王圆禄应该负直接责任,而当时的官员们应该负主要责任,自己保管不善,还要偷窃,互相赠送,甚至倒卖,凸显了官场的腐败风气。看看查抄和珅的官员都私藏了不少和珅的东西这件事,就知道官员们是什么做派了。而当时官员拖拉懒散的作风已经形成,不是一两个官员能够改变的,当然也不是皇帝以及太后能够改变的,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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